据此，在大部门体制内，可以通过细分职权，将行政权细化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别配置给不同的内设机构去行使，进而实现行政权的相互制约与协调。

经过改革，国务院机构得到了较大精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始理顺，但转变职能却未取得较好效果。[48] 古步钢、林贤文：《由行政流程改造探讨提升政府服务品质之策略》，载《研考双月刊》（第36卷第5期）。

[29] 参见肖捷：《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载2018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第7版。[79] [美]乔迪•弗里曼：《私人团体、公共职能与新行政法》，毕洪海译，载《北大公法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1993年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强调政企分开。这一环节以建立完善、柔性的权力运行程序为重点。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为了防止伴随着由国家的派出机关来处理增大了的国家行政事务而导致国家行政机构的膨胀，在推行现代行政上的事务时，认为需要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的协力关系的功能分担论的主张……作用分担原则强调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有有机性结合关系，是从对于严重倾斜于多层次分配方式进行批判的角度而出现的，立足于事务分配中的地方公共团体优先的原则，由此可以认为，依然对寿普劝告中所看到的一元化分配方式进行了考虑。

[60]因此，在职能增加、人员增多的情况下，如何规范内部行政行为、提升内部行政效率，需要重点研究。[53] 宋余侠、胡雅芳：《公共治理与行政院组织体制及职能调整》，载《公共治理季刊》（第1卷第1期）2013年3月。[34] 参见《关于吕特事件之判决》，黄启祯译，收录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台湾达昌印刷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0页以下。

2008年前后我国学界开始关注合宪性解释问题，当时学者们曾就合宪性解释是否属于宪法适用产生过争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所确立的通知—移除规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试图通过规范条件的设定来防范合宪性解释的滥用，无疑是有益的尝试。至于合宪性解释究竟作为体系解释还是目的解释而存在，或是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中同时考量，则取决于具体个案中宪法可能发挥的功能。

[25] 前引[18]，上官丕亮文，第11页。通常的法律适用系依据法律规范对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作出裁判，合宪性解释的法律适用则是依据宪法对法律规范的多元解释方案进行最终判定，并不直接面向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

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33] 前引[16]，魏德士书，第321页。[39] 参见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102页。二审法院则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互联网言论自由是传统言论自由在互联网时代的体现，该项服务内容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利于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条款。

在再审程序中，潘石提出其享有宪法第41条规定的监督权，认为其针对栾强发布的负面信息不存在对栾强进行侮辱和诽谤的侵权损害事实，不具备名誉侵权的法定要件，不构成侵权。[21]目的解释说认为，合宪性解释属于客观目的解释，法官在进行价值衡量与选择的时候，需要以宪法秩序为基本的客观标准，而不能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出发，需要通过援用、分析宪法相关条款及落实在部门法中的条款，来理解宪法对某些价值的排序与选择。[42] 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以下。这一案件的法律推理和适用逻辑，充分体现了民法合宪性解释对裁判结果的实质性影响。

因此，合宪性解释既包含法律解释，也包含宪法解释，是一个基于宪法和法律的双重解释过程，不能掩耳盗铃地否认宪法解释曾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出现过。如果以是否具有违宪疑虑为标准，可以将上述三分法改造为二分法，将合宪性解释区分为有违宪疑虑的合宪性解释（保全规则）和无违宪疑虑的合宪性解释（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

[24] 参见前引[10]，王利明书，第469页。[24] 合宪性解释的过程的确伴随着法律解释，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并不为错。

体系解释说认为，合宪性解释为体系解释的一种。[51]无论从形式体系考量还是从价值体系分析，宪法都是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1] 前引[16]，魏德士书，第316页。但是，仅仅在法律方法的技术层面设定特殊条件，而疏于事实条件的设定，其作用注定有限。然而，需要具备事实条件是一回事，是否需要将事实条件明确列出是另一回事。尽管以上仅为理论构想，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还不存在此类裁判规则，但可以期待最高审判机关通过制定具有普遍性的裁判规则或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1] 无论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设定还是规范条件的限制，根本目的都是避免合宪性解释的滥用，防止宪法对部门法过度入侵，保障部门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50] 前引[3]，张翔文，第115页。基于民法的平等原则，民事立法中一般不会出现授权某类私主体对其他私主体实施强制意义行为的情形。

除此种情形外，还存在因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内容涉及公共利益因素而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情形。[23] 参见前引[3]，张翔文，第115页。

此时，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名义上属于私主体，但其实施的民事行为与行政权主体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以至于视其为纯粹的民事主体明显欠妥，需要通过合宪性解释对该类民事主体的行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公法约束。[56] 第三，涵摄阶段的合宪性解释方法选择义务。第三，合宪性解释的宪法适用具有抽象性。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的吕特案闪亮信号杂志案基金会案等一系列判例中，德国宪法法院裁判之意旨并未明示国家介入私人关系时应有如何之界限（参见李惠宗：《宪法基本权与私法的关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解析》，收录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集（六）：宪法与私法》，台湾裕文实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7页）。

注释: [1] 瑞士学者坎皮休和穆勒将合宪性解释规则分为三种，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总是与国家权力或者国家利益密不可分。

[14]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是有别于民法合宪性解释规范条件的另一套启动装置，它将使得民事裁判过程中合宪性解释的启动更加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离开了对宪法的理解，合宪性解释便无法完成。

[2] 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1页。体系解释的基础是整个法律秩序，也就是大量有效的具体规范与所有法律部门的法律的综合，形成一个统一体、一个‘体系。

公共利益事实作为合宪性解释的事实要件，主要是从争议内容出发进行的考量。没有事实条件的设定，法官适用合宪性解释的自由裁量就难以有效控制，实践中就难免发生当用不用或者不应当用而滥用的情形。当进行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时，宪法需要融入其中。各级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案件时，也很少交代合宪性解释的事实前提。

[52]独立解释说否认合宪性解释之体系解释属性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在这一阶段，法官应当作出是否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判定。

限于研究主题、篇幅以及目前思考的局限，本文对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合宪性解释一般原理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因此，私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中鲜有能够发现国家司法权事实因素的情形。

说某人有义务做某事，就是说不管愿意与否，他都必须做，因为这事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正当的。[43]由此，社会公权力事实成为了与国家权力事实并列的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类型之一。